中國人自古對於戰爭、武備之類的東東似乎很矛盾，一方面，戰事繁多，“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；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。”“前徒倒戈，攻於後以北，血流漂杵。”慘酷尤甚，因此，中國的兵書極為發達，僅一部“三十六計”，招招險惡，其陰毒、兇悍、奸譎無法形容，真真折射了“與人奮鬥，其樂無窮”的邪性豪邁，更遑論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吳子兵法》之類的《武經七書》了。

     另一方面，中國人又對戰爭進行深刻反思，余以为，这是中國人對人类文明的一大貢獻，至少在紀元前近3000年前就提出了一個國家或者民族，最強大的不是武力，而是文化道德精神傳統習俗這些軟實力的觀點，這就是周穆王將興兵征伐犬戎，祭公、謀父諫阻他所說出來的那句名言“不可，先王耀德不觀兵。”

     數千年來，“耀德不觀兵”的確就是中華民族與自己內部的“異議者”和自己之外的“他者”和睦共生的治國寶典，曆千秋萬世而彌新。

     重視軟實力而摒棄窮兵黷武，是中國人自古的傳統，對外來的邊鄙野蠻勢力，以文明文化仁德“柔遠”，孔子認為是最好的方法，“遠人不服，故修文德以來之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”南朝·齊·王融在孔子的意思上進一步闡發說:“設神理以景俗，敷文化以柔遠。”两千多年來，“敷文化以柔遠”一直是中原王朝與所謂“夷狄”交往所奉行不輟的基本準則。

     這種思想後來為孟子所承襲，用於内政，他認為統治天下不靠暴力為基礎的武力，而是靠“道”這種令人心服口服的軟實力，“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親戚畔（叛）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順之。”

     賈誼《過秦論》洋洋2000餘字，他探討秦帝國崩潰的實質，結論就是這麼11個字——“仁義不施，而攻守之勢異也。”

     賈誼認為，秦嬴政恣行暴政虐政，反人性，逆人情，即使武力再強大，也是徒勞之舉，一旦時機成熟，河決魚爛，崩潰旋踵而至。

     對仁德之類的軟實力，真正的尚武大家也是當作制勝法寶的。

     《史記·孫子吳起列傳》載，某次魏武侯和軍事大家吳起泛舟西河，魏武侯看到魏國山峻河險，陡生慨歎：“美哉乎！山河之固，此魏國之寶也！”吳起告訴他說，國防防務，“在德不在險。”隨即舉了三苗、夏桀、殷紂等人憑險肆行虐政，最後依舊被殘滅的例子，他言之諄諄地告戒魏武侯說，“由此觀之，在德不在險。若君不修德，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。”

     好在魏武侯不志大才疏顢頇自是，他聽懂了吳起的意思，對吳起的諫諍稱“善。”

     頗有意思的是，紀元前7世紀的宋襄公，在前638年冬天著名的“宋楚泓之戰”中提出了在今日亦不輸于歐美文明國家的“戰爭倫理”——“不重傷，不禽（擒）二毛，不以阻隘，不鼓不成列”——對已受傷喪失戰鬥力的敵方士兵不再次傷害，對年紀大的敵方老兵不予俘虜，不利用有利地形襲撃對手，不對没有擺好戰陣的敵人發動進攻——這些被後世中國人至今譏諷為“愚蠢”、“迂腐”、“偏執”的戰爭倫理。

    直到今天，許多中國人還是沒弄明白它的文明含義，以至於我們一般人無法理解日內瓦戰爭公約的若干方面，不懂得戰爭雖然殘酷，也有不得虐俘、禁用達姆彈、參戰各方軍人必須著軍服，不得偽裝平民，平民亦不得襲擊軍人等交戰規則——後面這條，等於宣佈所謂“人民戰爭”為非法。

     中國古代對外的戰爭多半是和遊牧民族被動對抗。

     所以說是“被動對抗”，是因為農耕文化與草原遊牧文化最大的不同點之一就是不好戰，強調“文化內輯，武功外悠”。

     這是因為，草原遊牧文化“逐水草而居”，遊移不定，“逐水草遷徙，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。”（《漢書·匈奴傳》）喜歡以剽掠為生，農耕文明過的是定居生活，最重要的土地、房屋等生活生產資料無法隨身攜帶遷徙，所以必須重和平。也因此，中國自古的邊患多為草原遊牧民族逞一時之勇對農耕文明的衝擊，但最後總是以農業文明戰勝遊牧野蠻文化告終。

     唯一的例外是漢武帝劉徹仗著漢初70年的物質積累，令衛青、霍去病等將領率軍出擊，主動發動了幾次對遊牧民族匈奴人的進攻，最後導致“漢傾天下，財癉力痡”的困境，逼著劉徹下“罪己詔”，檢討自己“當今務在禁苛暴，止擅賦，力本農，修馬復令，以補缺，毋乏武備而已…朕即位以來，所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自今事有傷害百姓，糜費天下者，悉罷之。”

     後來，對於邊患，中國古人認識到不可能從軍事上殲其噍類，唯一的辦法是以文德影響感化之，最後使之成為華夏藩屏，這就是唐人李華在《吊古戰場文》中給出的消弭邊患方法——“為之奈何？守在四夷。”

       訴諸武力，于人於己，歷來是雙刃劍，所以《左傳·隱公四年》云：“夫兵，猶火也，弗戢，將自焚也。”春秋時期與孔子同時代的名將孫武著兵法13篇，猶言“兵者，國之大事,生死之地,存亡之道,不可不察也。”這些，都足以體現中國先人的遠見卓識，當然，要讀懂這些古話，需要最起碼的文字知識；而要讀懂這些古話中所蘊含的文明倫理，尤其需要有人性與理性的雙重鏈結，需要經過人本精神的起碼淬礪，需要具有康德“世界公民”的起碼立場。

     按照有學者的觀點，康德的這個立場是：“正義和真理、自由和平等、不可剝奪的和不可轉讓的天賦人權。”

     說到底，憑藉武力秀肌肉的觀念已然落伍，“武備落後必然挨打”的觀念早已為歷史證明是荒誕不經的，因為照這個理論，沒法解釋當今世界上除極少數幾個大國外，絕大多數國家都沒原子彈、氫彈甚至飛彈這些“高大上”的武備，人家並沒有動輒挨打的現象。

     即使真要打仗，借30多年前耳熟能詳的一句話說，制勝的關鍵是“一個中心、兩個基本點”——文明而良善的制度（中心）、發達的高科技和民豐物阜的經濟實力（兩個基本點）。在這個戰爭公式中，最核心的還是文明公義自由法治平等民主所構築的政制，這個中心若出問題，則科技落伍只會山寨，經濟疲弱泡沫四濺，人心崩潰離德離散——打鬼去！

     换言之，訴諸武力與否，最終或髙奏凱歌，或倉皇敗衄，都取决於仁德之类的核心軟實力，而非銀樣鑞槍頭一般的虛聲恫嚇，或賭徒似的亡命一搏。

     “收刀入鞘罷，凡動刀的，必死在刀下。”《新約·馬太福音》26章52節這句話也是永恆的經典。